庚子书单

可能庚子年最大的好消息，就是庚子年要过完了。

在这个如同魔咒一样再次降临的年份，因为各种社交隔离、居家隔离、强制隔离、旅行限制、禁止出行、远程工作，增加了很多迫不得已的个人时间，就新读、重读了一些书。其中有趣的，大致记下来，算是对这一年的告别，下一年的期待。

01

《德国 ––– 一个国家记忆》

尼尔·麦克格雷 Neil MacGregor

在 2019 年底、2020 年初去德国、奥地利旅行前后，读了若干德国的历史小书，这一本很厚、多图、尤其的好。作者是大英博物馆的前馆长，也是艺术史学者， 在流行媒体中颇受欢迎，可能和故宫的单霁翔院长相似，都是善于社交的艺术机构负责人。

我个人对于德国有很多想象，但也有很多不解，因为比起中国，德国的国家定义要模糊的多。

德国的过去一千多年，关于领土、民族、身份的各个方面，都在不断变迁，挫败多于兴奋。

它的领土因各方相对势力不断膨胀或收缩，即使是普鲁士的核心地区、康德的故乡科尼斯堡，随着二战的失败，沦为了俄罗斯的二流城市，名字也改作了加列宁格勒；而歌德的母校所在的斯特拉斯堡，如今位于法国的疆域内。

德语地区的个人身份也是问题，比如犹太人的卡夫卡，他在信仰天主教的城市布拉格，以德语私密的写作，今天作为一位捷克作家，被我们记住姓名。

民族起源被历史不断改写，第三帝国官方的法统是查理曼大帝，而大多数德国人却又从精神上，倾慕着黄金时代的希腊；俾斯麦开启的强国之路，平坦、笔直、开阔，也不幸地被疯狂的追随者，一直修建到了人类最邪恶的大门前。

对于这些复杂，本书没有答案，但是以平铺方式逐一呈现，通过一个个小的专题，用一件或几件博物馆中的文物、或者德国实地的景观、当地的生活与风俗活动照片，来向读者开启管窥德国的小窗。

读着书，就像旅行中从自驾的车里，向外看着风景。随着读完最后一页，车子到站，窗帘合起。在内心中留下的，是严谨的哲思、宏阔的音乐、还有诱人的香肠。

02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Ezra F. Vogel

不论 2018 年的中美贸易关系紧张，还是 2019 年的香港动荡，都让我迫切的想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回到 1979 年的中美的建交酒会，或者是 83 年、84 年的中英谈判桌，去看事请本来应该有的样子。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邓小平和中国转型》）是本书的英文书名，讲述了这位领导者一生中各种时刻，也描绘了这个国家是如何在他接手之后，在他晚年的注视下，一路坚定的转型。从那个时代开始，中国以自身的发展影响世界，又被新的世界反过来影响自身，直到今天。

在历史中寻找现实问题答案的努力，大多是徒劳的，但是读着作者全景式的回顾，我能感到文字背后的鼓舞，因为那是一段个人与国家重新苏醒的时代。

书中提到，1978 年，中国到欧洲的出访团回来汇报时说，他们最惊讶的并非中国与外国经济建设的巨大差异，反而是国外民众及政府对中国访问团的热情接待、友好态度，这种态度给出访团以巨大的冲击，对他们这些在与文化为敌、自己为敌、与别人为敌、与别国为敌的气氛中存活了数十年的人来说，如突来的春风。

但 40 年过去了，世界又回到了科技争端、人员隔离、敌意甚嚣的冰冷时代，一切只能让人叹气，白头宫女在，闲话说玄宗。

书是年初读的，到了年底，从大洋的另一边，传来作者傅高义先生辞世的消息。

03

《美国简史》

博耶 Paul S. Boyer

薄薄的一小本，移民—独立—西进—内战—工业化—萧条—二战—冷战—单极强国，一条线写到奥巴马当政，如竹筏顺江而划，很流畅。

作者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未见得多出名，但观点比较平衡，有知识分子写史的谨慎，史实的选择也尽量照顾历史的多个侧面。

写这段小记的时候，正好是冷观特朗普在极不情愿中，交接权力的最后两周，每日吃瓜，如在戏中。今天看到的这些扭曲和荒诞，不过是在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人性恶端的回魂。

歧视一直存在——1843 年，爱尔兰移民广受歧视，反对移民的美国人党，趁机炒作移民问题，大获支持；

暴力从未远离——奴隶制去留争论高潮期，麻州的参议员因尖锐批评奴隶寡头政治，在 1856 年被南卡州议员以重型手杖攻击，倒在参议院地板上，血泊满地，不省人事；

甚至常人眼中本来是道德化身的美国总统，也常常是矫情而自恋的——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回忆自己的总统父亲时说：他希望自己成为每场葬礼上的尸体、每场婚礼上的新娘、每场洗礼中的婴儿。

现在，那个美国的巨型婴儿，也终于在虽不完善、但却制约权力有效的两个世纪的传统前面，抱头鼠窜，为这个苟且的鼠年，做了最好的注脚。

04

《1500 – 2000 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

保罗·肯尼迪 Paul Kennedy

上面是书的副标题，还有个正标题，即更为人熟知《大国的兴衰》。以今天的标准看来，是典型的标题党，而副标题反而更准确的概述了书中叙写的具体内容。上下两册，好几十万字，算是部“老”而“大名头”的书了。

作者肯尼迪，38 岁就已是耶鲁的历史系教授，写成此书的 1987 年也不过 42 岁。其被史学界一直称道的固然是宏大的叙事，庞博的征引。肯尼迪把战争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以及各种具体数字一道综合表达的写法， 在当年的学术界一定是横空出世。

打动我的，总是一些历史的细节。比如，土耳其军队在 1580 年捣毁了一个国家天文台，因为相信其导致了瘟疫。500 年后的世界，不过是把土耳其换成英国，把天文台换成了 5G发射塔，横行的瘟疫却还在那里。

另一段史料上记载着，俄罗斯著名内务大臣斯托雷在 1909 年的夸口，“如果有二十年的内外和平时间，你们就会认不出俄国了”。我差点以为这是那句著名口号“给我二十年，还你不一样的俄罗斯”的穿越重现。

一百年，城头变幻大王旗，不变的是依然在世界边缘的俄罗斯。历史不会重演，而是有韵律的回弹。

05

《历史的教训》

威尔·杜兰特 Will Durant

杜兰特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杜威的学生，这样算来他和胡适先生是同门师兄弟了。看到杜兰特夫妇写作的 11 卷《世界文明史》摞起来有多高，就能大致理解什么是著作等身了。

这对学者夫妇写完了煌煌巨著之后，一边修改，一边“顺道”写了这个有点总结味道的小册子。书中充满了深刻的判断，和对长期历史规律的总结。

他们说，对于人类社会不断累恶化的财富集中，有两个解决的方式——要么靠和平的方式分配财富，要么靠战争的方式分配贫穷。

成书的 1968 年，冷战的气氛依然压抑，所以书中各处闪烁着思想的金光，也不断以知识分子特有的忧虑，提示着我们历史上的各种风险，人性千古未变，只是在用新的手段来追逐旧的目标。

今天的我们一再扩大我们的手段，而不是改善我们的目标。西方世界传统的药方——宗教，也难以抵抗人性。赎罪券被罗马教廷兜售的时候，金钱像暴涨的溪流汇入教皇饥渴的金库，许多人甚至为了自己想要犯下的罪行，而提前付款。

杜兰特也不总是对的，你看他对美国天主教人口，会因出生率高而占多数的预测错误，和对中国王莽新政的历史总结的偏颇，就会知道，人类社会毕竟太广阔了，即使是最权威学者的预测和总结，在时间的磨石之下，都难免碎成齑粉。

历史学家对自己的局限也有认识，所以他说，毕竟，“文明不能馈赠，它必须经由每一代人重新学习”。

06

《万历十五年》

黄仁宇

这样的书，是属于过于经典而无法评论类的。在疫情汹涌的隔离中读来，不断地从关于这个“无关紧要”的 1587 年的文字中，感到在时代大山面前，个人的无力。

就像黄仁宇在本书的末章所写，“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兼名裂”。

我这次读，才注意到正文后的附录，是万历皇帝与首辅申时行的召对纪录，来自《神宗实录》。起因是边塞洮州抗敌不力，皇帝询问战情，责备守将。现场史官完完整整的记录，让五百年后的我，感觉到每个字后面，皇帝本人难以掩盖的无知、倨傲甚至挑衅。

而申行时，以极为谦卑的口气，解释实情，还原困境，为将士们开脱，小心翼翼地回应着皇帝无边无涯的权力。君臣对话来来回回，有数十个回合，最后申行时把这次不大不小的“天怒”，化为无形。

我读着，一直为首辅大人捏着汗，深觉在某些权力结构之内，做事之不易。我不知道黄仁宇当年选这一篇神宗实录的原因，可能越是这样的“无关紧要”的小事，越能在戏剧性之中，让读者细细体会黄仁宇的主题——

“在他不知不觉的用了尽了命运为他安排作首辅的全段时间，那么太傅兼太子太师左柱国中极殿大学士申行时即想在文渊阁再多留一天，也是不能为时势所容许的了”。

申首辅可能在每一次类似的对话中，都兼顾着皇帝与外庭，也尽力让每一位阁僚满意，但最后的结果，还是无法挽回大明在暗淡黄昏中最后的八十年。这就是时代与个人。

07

《唐诗的读法》

西川

一本诗人谈诗的书。作者试图回到李白、王维、李贺这些唐人的时代，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解读他们的生活方式、相互间的关系、在历史动荡中的体验。

作者发现“古人并非高不可攀，他们的政治生活、道德麻烦、创造性等，与我们今天的情况其实差不多”，“一旦了解了一个时代诗人之间的较劲、矛盾、反目这时代就不再是铁板一块了，就活转过来，我们也就得以进入古人的当代，与唐人感受世界”，然后以高度个性化的方式进行写作。

杜兰特说，个人的明智要靠他记忆的连续性，而团体的明智，则要靠传统的延续。唐诗无疑是我们的传统。

我曾经和孩子们说，一个中国人的最好证明，不在于政治身份的护照，而在于看到“床前明月光”几个简单的汉字，会不会思念故乡。

08

《一幅画开启的世界》

高畑勋

作者是位日本人，1985 年和别人合作创办了一个动画工作室。他的合伙人叫宫崎骏，工作室叫“吉卜力”，就是那个导演了《风之谷》、《天空之城》的吉卜力。

这本书是高畑勋在东京和各地观画和看展的评论集，“不是名画的导览读物，而是一个爱画之人，围绕着一幅画，夹带着自身的独断和偏见，既不拘于这种范式，亦不守那样的规矩，只极其随性的交一份赏画报告”。

书中提到的作品，既有梵高、塞尚、伦勃朗、马蒂斯，也有莫里索 Berthe Morisot、杜米埃这些小名家。开头第一篇是关于宋徽宗的花鸟，结末选自印度画家乌尔米拉·贾的民俗画，选材很广，视野很宽。

在现当代画派兴起之前的旧时代，普通观众不需要专业的背景知识，也不需要了解美术革命的历史，就能从一幅画的颜色、形象、构图中体会出趣味，了解画家想要表达的心思，无需多言。

对于当代风格的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篇文章，讲弗朗兹·马尔克 Franz Marc 的《林中之鹿II》，画家以严肃的蓝色、温柔的黄色和物质的红色，描绘了掩映在树林中的小鹿一家，颜色与背景的融合，让小鹿一家显得隐隐约约，但巧妙的传达了德国人心中完美的家庭典范，十分温暖。

但悲剧也紧接着上演，画家自愿参军，在一战中法国的凡尔登惨烈的战斗中身亡。这张寄喻家庭、全家和聚的作品，也成了他生前最后的遗留。

高畑勋在评论维米尔《德尔夫特远眺》时说，有的人，既善于感受，又善于表达。我觉得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09

《第一个工业化社会》

钱乘旦

作者是治英国史的大家，也是纪录片《大国崛起》的主创之一。这是作者早年的书了，写在 30 多年以前，书中讲了在工业革命的初期，英国社会的各个侧面的基本情况，“就是一台摄像机... ...向读者展示其动态的演进，而不是某个静物的写生”。

书中具体知识，今天看来，已不那么新鲜，但是在字里行间，我能感受到一位年轻的学人那种好奇心。那种探索欲，也有那种 80 时代的气息，仿佛是长期封闭之后，放眼向洋看世界的机会又回来了，每个人都想告诉每个人，在外面发生着什么。

另外，这是当年“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一本，1988 年在成都出版，编委会的成员的名单一位位看过来，我知道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成了正国级领导人，有的去了哈佛做学者，有的做了艺术类高校的校长。其中也有的人，在某个年份以后，远走异国，发出你听不到声音。

32 年，这些当年的青年才俊，“坠茵落溷”，天各一方。正如作者所说，“历史本身就是哲理”，这本关于历史的小书，如今也有了哲理。

10

《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

巫鸿

作者是芝加哥大学的东亚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是在西方学术界最知名的中国艺术史学者之一。这本书是他在复旦大学系列演讲的讲稿，所以虽然书名看起来稍显学术，但书中文字却十分晓畅清爽。有很多观点，也极有启发。

比如他说，中国的早期礼器，和西方或者埃及文化中的金字塔或狮身人面像接近，无论是对制作过程的不计人工和技术的浪费，还是其铭刻文字的历史意义，都体现出“纪念碑性”。

还比如他说，中国的拓片所表现的不仅有文字，也连同石碑破损痕迹也一同留存，如同你看到一件微型的废墟现场。

作者还特别讲了中国传统书画的手卷形式，说其极具私人性，不管是展开的方式与速度，还是其仅可容纳一人观看的有限尺幅，以及迫使观者亲自操作的形式，都让人觉得手卷是一种与人亲密的艺术，与西方古典时代的祭坛画，具有完全不同的观看体验。

巫鸿说西方有句话，“ The past is foreign”，他翻译为“过去即异域”。所幸还有这样的学者，所幸中国的文字传统，让我们对自己的过去，不那么陌生。

11

《房龙地理》

房龙 Hendrick Willen van Loon

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宽容》的作者， 但这次才知道，他是荷兰鹿特丹人，也不知道那里还有没有叫做“Loon”的小村镇，离那个世界闻名的“后现代菜市场”远不远。

这本书的书名倒是挺贴切的，是一本地道的地理书，写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有点古板，但很有趣，像个老爷爷耐心的给小孩子讲故事。

开头几章讲了宏观地球的大致的气候、地形地貌，然后一个一个国家，把世界上主要的地区挨着讲过去——“住在这些地方的是什么人，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他们从哪里来，他们在做什么”。

房龙的文字十分亲近读者，比如他形容火山，说是地球的脓包... ...；说巴尔干半岛，像一只从欧洲向亚洲和非洲伸出的手，希腊是这只手的大拇指，色雷斯是小指，君士坦丁堡就是小指上的指甲，从马其顿和色萨利连绵到小亚细亚的层峦叠嶂，就是其余的手指；

说初兴的威尼斯，就像后来 18 世纪的巴黎，所有的纨绔子弟都齐聚于此，目的是接受高雅的教育和不那么高雅的享乐；他形容俄罗斯对于出海口的缺乏， “它就像有八千个房间的八十层高的大楼，除了三层后部有两个小窗户与防火梯相连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出入通道了”；

他追寻波兰人的悲惨的地理与政治的原因：德国人仇恨波兰人，因为波兰人虽然是自己的罗马天主教兄弟，却属于斯拉夫民族；俄罗斯人看不起波兰人，因为他们虽然是斯拉夫兄弟，却不是东正教徒；土耳其人憎恨波兰人，因为波兰人既是天主教徒，又是斯拉夫人。

房龙在中国很早就有盛名，1927 年出版的《古代的人》，翻译者是林徽因，开头的序言是郁达夫所写。80 年代中，出版《宽容》的时候，三联的沈昌文先生说，“宽容这个题目好。大家都经历过文革，那个年代没有宽容”，果然，1985 年出版后，印了 15 万册，全国风行。

房龙生活的年代，美国的种族还在隔离中，在兼容并包的纽约市，也找不到带有色人种朋友共进晚餐的地方。但是他还是写道“人们以为现状完美无瑕，没必要再做什么改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见过别的世界。”

希望疫情，不要让我们成为自以为完美无暇的人，疫情之后，我们也还能有机会再去看别的世界。

12

《比较人类社会》

戴蒙德 Jared Diamond

《枪炮、病菌、钢铁》的作者的新作，很薄的小书，书中的主要观点并不陌生，“地理影响论”的宏观视角，认为各个国家在原初时，因为所在纬度及地理位置不同，农业生产方式与效率不同，可驯化动物的分布不同，进而影响到人口密度，国家形成的组织方式与后续发展。

书中专门有一章谈到了中国的情况，从地理的优势——一体化的区域地理，世界最长的前五条河流中的两条都在中国，文字的一致和人口规模而带来的国家能力强大。但他也提示到，中国需要避免的是由于权力过于集中，而在历史中不断出现的摇摆不定。

他还提出了美国的具有衰落趋势的四个原因，首先是两党制导致的联邦政府僵局；然后是我总结为的“意识形态化信息”，尤其在选举期间极度扭曲、误导的事件描述，让民众无所适从，只是简单加深自己已有的偏见；第三是在各个方面，国内经济不平等的不断加剧；以及最后，国家对公益投资的不足。

戴蒙德还说道，美国的危险之处是，作为国家而言，其几乎从未受到过任何挫折，而美国人也普遍认为没有任何是值得向他国学习的。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对自己的国家充满深深焦虑，戴蒙德先生对于自己的祖国也是的，但是他的几点分析，在我看来，在今日美国社会都有迹可循，绝非杞人忧天。

读这本书发现，其中有很多分析回应了几十年前杜兰特书中的观点，任何一个单一国家的衰落都可能波及到其他国家，贫穷的国家也会给有“很多办法”给富国制造麻烦，比如疾病，非法移民的源头，恐怖组织的来源地，这些都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求国家之间必须共同富裕，否则就会“共同贫穷”。

如果需要暂时忘掉对宏大国家的忧虑而回到自身，这本书提到要减少每日食盐的摄入，意欲颐养天年的话，要像意大利人那样，食用橄榄油、鱼类和青菜，在饮食上花费很长的时间，相互交谈，享受那些和朋友家人一起的美好时刻。海子是对的，“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13

《艺术的慰藉》

阿兰·德波顿 Alain de Botton

对于艺术有什么用这件事，艺术家显然是不屑于讨论的，只喜欢玄而又玄的说，艺术就是无用之用；而与此相对的，普通大众也大多不敢问。

这本书给出了很多图像艺术依据，认为“艺术能够拓展上天赋予我们的能力。艺术弥补了我们与生俱来的部分残缺，只不过这些残缺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智上的”，帮我们记忆、带给我们希望、让我们重获平衡。

艺术家的趣味很多时候塑造了普通人的趣味，比如王尔德说“在惠斯勒 （Whistler）的画作出现之后，伦敦才开始有雾”，意思即说，不是以前的人都没见到伦敦弥漫的水汽，而是普通人从没认为这种景色值得人们兴奋愉悦，直到有一位非凡的艺术家，为我们描绘了这平凡雾气的迷人。

同样道理，在看到齐白石的画作以前，谁会觉得田间的白菜和水中游虾，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些艺术家的趣味，经过德波顿的讲述，通过一幅幅的画作、照片、风景图、装置艺术图片，又还原回了观看者的个人感受，让我们在纷繁的生活中，暂时超越当下；但也有可能唤起对当下深深眷恋，以全新的眼光打量昏昏欲睡的世界，“重拾自己久已遗忘的柔情”。

本书的作者是英国颇为大众喜欢的流行学者，媒体喜欢称他英伦才子。德波顿自小在瑞士长大，一路哈罗公学、剑桥的历史、哲学学位读下来，学问应该是没得说。

他父亲有一家投资公司，并不著名，但是几亿美元的身家是要有的。伯里克利在公元 430 年的著名演讲中说到“我们寻求美，但回避奢华；我们崇尚学习，但不喜欢卖弄学问。对我们而言，财富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为我们能够利用财富创造价值，而不是因为我们把财富视为一种虚荣”。

德波顿的文字，慰藉着读者，和家庭的财富一起，继续阐发着伯里克利的宣言。

14

《失落的卫星》

刘子超

一位北大中文系的年轻作者，在过去十年里，不断的深入到中亚的一个个散落的国家，就是那五个“斯坦”国，旅行、寻古，并在许知远单项街公益基金的资助下，完成了一部厚厚的旅行记，让读者可以坐地日行。

中亚一直在历史书中，或远或近的激发着旅人的脚步：吉尔吉斯的比什凯克以东七十公里，是李白的故土碎叶城；费尔干纳山谷中的大宛国汗血宝马，让汉武帝心心念念；

而与大宛故地毗邻的浩罕，是阿古柏的出生地，这个幼年时男扮女装的舞童“巴特哈”，长大后精明而残忍，侵占几乎整个新疆，以致七十岁高龄的老将军左宗棠，屡次请缨，抬棺远征，饮冰卧雪，终于完成“塞防”，让阿古柏自立的“洪福汗国”灰飞烟灭，伊梨百年安定至今；

帕米尔公路旁的霍格罗，有大唐西域的“识匿国”，玄奘说其“气序寒烈，风俗犷勇，忍于杀戮”，大师当年所见的佛塔，只留残迹，曼妙华盖与庄严佛像，都已在岁月中消逝；

在塔吉克的雅什库里湖畔，大小和卓迫使部族的妇孺投入湖中，身死族灭，叛乱被平，这场两百五十年前的战役后，胜利者还留下了“乾隆纪功碑”，由后来英国的探险家们发现，斯文·赫定、斯坦因的著作中都有提及；

乌兹别克塔什干的陈旧疗养院，五十年前收留了在哈萨克斯塔一直流放的索尔仁尼琴，带给他《癌症楼》小说背景。

作者文字和缓，读来如在现场实景一样，但又擅长把戏剧场景巧妙融入。比如他描写位于撒马尔罕的帖木儿陵寝的发掘历史：帖木儿的棺材上写着“我若活着，必令世界颤抖”的名言。

传说，如果有人移动帖木儿的事故，必然灾祸滔天，但是，1941 年 6 月 22 日深夜，格拉西莫夫的考古队，还是打开了帖木儿的棺材。

照片中，这位苏联的考古学家，“身着白衬衫，将袖子高高卷起，露出结实的小臂。他手捧帖木儿的头盖骨，脸上挂着唯物主义的微笑。”第二天，天刚亮，灾祸果然降临，希特勒闪击苏联。

在不能旅行的年头，特别适合读这种关于遥远陌生，荒凉尽头的游记。阿拉木图，作者寄宿公寓的女主人叫塔季扬娜，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她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对矿业勘探工作也感到厌倦，面对国家与婚姻的双重解体，四十岁的她开始自学英语，“作为一种对抗”。

阅读，就是我的对抗。

15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

邓遂夫 校订

以前读红楼梦，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上面也有很多注解，读者看得明白，所以注解也写得方正本分。这次拿起在家中陈放很久的点评本看，正文精彩不必说，大字正文间夹着小字评语，也很有趣。

见脂砚斋评说《石头记》、《风月宝鉴》、《情僧录》、《红楼梦》不断地改名，“此正是画家烟云模糊法”；评说贾雨村看隔壁巷内路过的大户丫鬟出神，说 “古今穷酸，色心最重”；评说曹雪芹写秦可卿乃是秦业养女，幼年时由养生堂抱回，“写秦氏出身，与史公写赵飞燕‘其生微矣’同一笔法”。

在黛玉出场、三春相迎、凤姐迟来的精彩一段中，脂砚斋也不断提醒，哪处是别人眼中的黛玉、哪处是黛玉眼中的别人，哪句又是曹雪芹不着痕迹的自语，后来还评价黛玉“冰雪聪明也”（如果以为冰雪聪颖是形容黄蓉专用的话，只能说明读书太少）；刘姥姥进大观园，凤姐六次“笑”，要不是看脂砚斋的点评，我这种“泥做的人”，觉得自己连薛蟠都不如。

1927 年的上海，刚从哥大回国的胡适先生，偶然购得此残本，因首回上有字样“甲戌抄阅再评”，名之为“甲戌本”。1948 年，胡适匆匆离京南下，全部藏书皆留之北大，随身只带了此甲戌本和他收藏的另一部红楼程乙本，后又携此书离台赴美做大使。

1962 年辞世后，甲戌本寄藏于美国康奈尔大学。2005 年，上海博物馆从康奈尔大学重金购回，甲戌本算是回到最开始被发现的地方。几卷残纸，半部近代史，和《石头记》一样，只能慨叹造化无穷。

16

《傅雷谈艺术录》

傅雷

每次听到傅雷先生的名字，总是立刻想起影响父辈那一代、以及通过父辈影响了我的《傅雷家书》。不是每一位父亲都能写出傅雷先生那样“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有朴素”的书信，陪伴子女成长，但在每个读这本书的家庭中，都有一座傅雷先生参与其中的挚爱之桥。

这是一本傅雷艺术评论类文章的合集，包括一些傅译经典的弁言跋语，同时还选了和傅聪通信时展开的艺术讨论。

比如傅聪到波兰又辗转到英国后，在信里用英文写了阅读丹纳《艺术哲学》的感想，傅雷先生就逐字逐句的把傅聪的这一段信，由英文翻译成中文，并回复傅聪“为了帮助你的中文，我把你信中一段英文代你用中文写出，你看看是否与你的原意有距离”。

傅雷先生谈到艺术的功用时说，“人生的暴风雨和自然界的一样多，来时也一样突然；有时内心的阴霾和雷电，比外界的更加可怕，更致命，所以我们要多一个向导、多一重铠甲、多一重保障”。

傅雷先生 1966 年因文革迫害自杀，如今爱子傅聪先生也因为新冠而去世，我们脆弱的内心，更需要这样的向导、铠甲和保障。

17

《九栋》

邹静之

在电视里，邹静之是《铁齿钢牙纪晓岚》的编剧；在剧场中，邹静之是《我爱桃花》的剧本作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幢编号“九栋”的小楼里，他是个孩子，看着他周围的一个个时代故事，心里一直记着，写成这本小书。

每一个故事都不长，看的出都是作者自己经历过的，因为那种平淡却冷酷的文字，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有胆量写得下笔，也是那个时代成长作家的专长，余华也颇有此能。

他写那个年代的物质匮乏“我第一次吃巧克力后，对三十多人说了自己的感受，我好像尝到了幸福，切切实实尝到了。因为巧克力和幸福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短暂。即使吃第二块，也救不了它的短暂”。

最喜欢的那篇是《我爱奚小妹》，写了一个因为父亲的出身，而被迫迁居到外省的女孩，那种在陌生中的沮丧，回应着作者父亲被关进牛棚后，家里骇人的冷清，以及那个毫无希望的自戕时代。

1996 年，这座“九栋”，消失在一声爆炸中，像其他旧物一样，只能给新的建设让路。青春期叛逆的作者，曾经盼着离开“九栋”，如今却是想回也回不去了，只有那些故事留在纸上。

18

《昨日的世界 –––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茨威格 Stefan Zweig

“哈布斯堡帝国，如今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它了：它无声无息的被冲刷掉了。”茨威格以这样文字，用一整本书展开过去的留恋——

富裕的犹太家庭出身和青年时代的维也纳，是他的“太平世界”。出现过海顿、莫扎特、舒伯特的这座城市，沐浴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余晖里，“作家在优美的散文中继续表达着音乐性，而普通人则在日常生活中宽容与温良”；

情窦初开了，他在古板的学校里，学业优秀却又不以为意，在老师们条条框框的教室里，翻看最流行的尼采。下课后去咖啡馆，找最新的文学杂志和画报，去看关于外面世界的一切；

在“浪漫的大学”里，他希望这几年“最充足与自由”的时间，来研究文学和艺术，也果然因才华而开始为世人所知，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银弦集》；

大学后，茨威格去了巴黎，拜访了罗丹、结识了一生的挚友罗曼罗兰、听叶芝“缓慢地、低沉地、富有乐感的朗诵自己的作品”、忘情地收藏高尔基和弗洛伊德送他的亲笔手稿。

在那个大战前的和平时代，技术与工业给世界带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浴室和电话进入普通家庭，街道逐渐宽阔，商店变得美观，到处是新建的剧场、图书馆、博物馆。

女孩子们把裙子裁短，要在打网球的时候大方的露出长腿，这样才合乎风尚与天性，奥地利的小银行职员、小业主也都能在欧洲旅游了，人们期待着欧洲成为一个共同体，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幻想着欧洲长久和睦。

但是很快，一切都急剧的变了，公共政治不再和睦，各处都是利益冲突，各个群体都想表达自己的力量，极端的党派不断出现。游行时，装束也改变了。以前，人们会带着自己的家人，“秩序井然的走在普拉特的大街上，衣服的扣眼里别着一朵红色丁香花”；而后来，队伍中的人都用翻口皮靴、短剑、和骷髅来表达力量。

其背后的原因，茨威格说是“力量的过剩”——“战前四十年和平积聚起的内部力量，它必然要发泄出来。每个国家都突然有了一种想要使自己强大的情感，可恰恰忘记了别的国家也会有这种情感”。

再往后，1914 年 6 月 28 日，大战爆发，约瑟夫皇帝过世，千年的王朝持续瓦解，死亡、流离、毁灭，短暂的间歇后，更大的大战，更多的死亡。“安全又充满理性的世界，像一只空陶罐一样，被击的粉碎。”

在一切都波谲云诡的庚子年，读到对上次人们世界大同梦想破灭的追忆，让人不禁心头紧、手尖凉。

茨威格写作本书的时候，已经从纳粹控制下的奥地利离开，经伦敦、纽约、阿根廷、巴拉圭一路流亡，勉强栖身于巴西，眼睁睁看着 1939 年 9 月欧陆大战的再次爆发。

痛心于故园不在，家国永失，他在本书完稿后的一年，与妻子一起，在里约热内卢边的小城，双双服用镇定剂自杀，决绝的与昨日世界告别。

茨威格说，他的传记作品，不写那些成功的人，而是着墨于具有崇高精神的人，比如不写马丁·路德，而是赞颂伊拉斯谟；不写孔武的阿克琉斯，而是不起眼的忒耳西忒斯；不写富有四海的伊丽莎白一世，而是失败者玛丽·斯图亚特。这本《昨日的世界》就是关于他自己——虽然“失败”，但是饱含热忱——最好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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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说，身边的每一本书都是小型的避难所。这些阅读，在一个个与世隔离的日子，如同庇护之所，给我愉快、滋养和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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