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圣婴：被湮没的钢琴诗人

上海愚园路 1088 弄 103 号，顾圣婴的家，如今早已经物是人非。曾经的老洋房，早成了“七十二家房客”。顾家落实政策后，唯一的幸存者，顾圣婴的父亲顾高地，再也没有回到那里居住。

不过是半个世纪的光景，发生在不正常年代的“钢琴家全家自杀事件”，渐渐少有提及，曾经被称为“天生的肖邦作品演奏家”的一代钢琴诗人顾圣婴，知其者寥寥。

在肖邦诞辰 200 年的日子里，那么多璀璨的明星开演奏会，录制出版了叠床架屋的唱片，唯独把顾圣婴遗忘在历史的灰尘里。

而她，曾以弹奏肖邦乐曲震动世界琴坛。被她视为生命的“肖邦石膏手模”——她在波兰巡回演出时，波兰政府赠送的礼物，在批斗被摔碎后，成为刺杀她的匕首，将其送上一条不归路。

01 钢琴象牙塔里的女孩

顾圣婴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顾高地是爱国将领，曾任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的秘书；母亲秦慎仪，是原上海大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高材生。

早慧的顾圣婴 5 岁即入开设钢琴科的上海中西小学，自三年级起获历届比赛第一名。她先后师从邱贞蔼、杨嘉仁（李斯特的再传弟子）、李嘉禄教授。她还跟从马革顺学理论，沈知白学音乐史，文学则受惠于傅雷。

可以说，顾圣婴自幼所受的音乐教育和钢琴训练，其正统和纯粹性，在那个年代是绝无仅有的。她纯正的“血脉”和早慧的天资，后来造就了一个无可替代的钢琴天才。那个年代，国内以自学成才为主的其他钢琴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1953 年，16 岁的顾圣婴开始登上音乐舞台，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奏肖邦《f 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大获成功，第二年即担任上海交响乐团钢琴独奏演员。1956 年后，顾圣婴师从苏联著名钢琴家塔图良和克拉甫琴科，这使她的眼界大开，琴艺日趋精进。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称傅聪、刘诗昆、顾圣婴、李名强、殷承宗为“中国钢琴五圣手”。除了傅聪，其他四人在国内外名噪一时（稍后这个名单里加上了鲍蕙荞）。

顾圣婴更是独领风骚。1957 年，19 岁的她，在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青年联欢节钢琴比赛中，荣获金奖。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在国际音乐比赛中夺得的第一个金奖，四十多位评委一致认为，她的演奏堪称奇迹。

次年 10 月，她又在高手云集的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中，荣获女子钢琴最高奖（著名钢琴家波利尼获男子钢琴最高奖）。西方音乐界反响强烈，瑞士国家电台、电视台分别向全欧洲转播了颁奖音乐会的实况。1964 年，她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太后国际钢琴比赛中，再次获奖。

匈牙利的评论家说：“她给贝多芬的乐曲，注入了魅力和诗意，在听众面前表现了巴赫的严肃、舒曼的丰富和德彪西的澄明和优美”；

保加利亚的评论家说：“她的演奏着重诗意和发自内心的感受……肖邦的乐曲在她的手下呈现出不可再现的美”。更有国际权威评论称她是“天生的肖邦演奏家，真正的钢琴诗人”，是“高度的技巧和深刻的思想性，令人惊奇的结合”。

顾圣婴的演奏风格有着强烈的个性，既有激越的浪漫诗情，又有端庄含蓄的魅力。用刘诗昆的话说，顾圣婴的钢琴风格是“轻功”，秀丽澄明的音色，轻巧快速的触健技巧，明快利落，宛如珠走玉盘。

她周围的人，无论老师同学，同事朋友，提起她的为人，都是众口一词的称赞：优雅的家教，谦逊的人品，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朴实的衣着，拼命三郎的忘我的工作精神... ...

她身上有太多的美好光明纯洁，但这一切在黑暗的年代里，却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碾碎的正当理由。

02 非正常死亡，钢琴家的天鹅之歌

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顾圣婴一直按照组织的要求学习进步：1954 年加入共青团，当年就被团市委表彰为先进青年；后又当选为市文化局团委委员、局优秀团员、三八红旗手，并成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她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热心为工农兵群众服务。

在上海愚园路，互为近邻的傅家和顾家是通家之好。傅雷为顾圣婴补习文学，还给她介绍过钢琴老师。1966 年 9 月 2 日的夜晚，傅雷夫妇先后在家自尽。翻译大师之死，无疑给了顾圣婴和家人自我了断的暗示。

文革初年的上海，音乐界是遭受迫害的重灾区。上海交响乐团的文革受难者，除了顾圣婴，还有指挥陆洪恩。他在文革初年，因“反对”姚文元的文章而被捕，1968 年 4 月 28 日被判处死刑枪毙。

这是“文革”中，在上海第一个被处决的高级知识分子。乐团的中提琴家周杏蓉，也受到迫害，在 1968 年秋天自杀身亡。

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有十七个“非正常死亡”：以死抗争的有，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授杨嘉仁和妻子程卓如（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副校长），夫妻二人被批斗后，先是吞服了安眠药，然后开煤气自杀；

钢琴系主任李翠贞，1966 年开煤气自杀；音乐理论家沈知白，1968 年自杀；管弦系主任陈又新，1968 年跳楼自杀……

当这些教授们被“斗争”时，不但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而且被强迫和其他被“斗争”的教员互相殴打。红卫兵命令“牛鬼蛇神”们站成两排，打对面的人的耳光。如果不打，或者敷衍了事，就会被红卫兵加重处罚。

阶级斗争的火焰，终于烧向了顾圣婴。1967 年 1 月的最后一天，又是一场批斗会，顾圣婴被拉到台上，被定性为白专典型、里通外国的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历史反革命的子女... ... 一顶顶大帽子飞向顾圣婴，造反派们让她回去，准备第二天接受专场批判。

1967 年 2 月 1 日凌晨 3 点左右，一辆救护车朝愚园路 749 弄中心医院呼啸而来。担架抬下来两女一男，已经没有了气息。医生匆匆写好死亡鉴定，旋即担架被推到太平间。

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尸体烧掉后，没有亲属保留下骨灰，风雨如晦的年代，又有谁敢来收尸呢。关于一家三口临死之前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成为永远的谜。那一年，才华横溢的顾圣婴不足 30 岁。

那个时代，各级部门的负责人，对自杀现象毫无人道关怀。一个人自杀以后，他们所在的单位，非但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批判，反而会给他们加上“畏罪自杀”的名义，让他们罪加一等。

巴金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

03 私密的温暖

阿伦特曾说过，“当人们被剥夺了公共空间时，他们就（可以）撤离到思想的自由中。”但当时当地的中国，公共空间占领了个人空间的最后一块领地，没有隐私，没有喘息，没有一丝一毫的后退可能。

顾圣婴只是个钢琴演奏家，和许多艺术家一样，他（她）们思想单纯，懦弱善良，即便是被人陷于不义，也力图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一心希望得到组织的帮助和承认，力图跟上所谓时代的步伐。如若无所支撑，这些没有“自己的”思想空间，可以退守的人，这些纤弱优美的灵魂，比暴风雨中的枯叶，更摇摇欲坠。

父亲，那个从小循循善诱教导她的慈父，在女儿最需要的时候却身陷囹圄，因潘汉年案获罪，羁押于青海服刑，远在天边。家庭里母亲没有工作，弟弟辍学待业，整个家庭的生活负担，落在了年轻的顾圣婴肩头。

在顾圣婴留下的不多文字中，话题大都围绕着钢琴和与之相关的人和事，连出国比赛期间写回国内的信件里，对母亲和弟弟也只字未提。

有知情者回忆说，坚忍的顾圣婴，有时候也免不了唠叨几句家里的琐碎。家庭的温暖自父亲坐了监牢以后，就消失了。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家庭成了她的负担，压得她喘不过气。

暴风雨来临之际，师友们也都自顾不暇，所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那些曾经给顾圣婴关心鼓励爱护的人，一时间都作鸟兽散。接下来的事情是人所共知的：批斗会上的口号，口水，污蔑，攻击，以及人身侮辱，最后是自我了断。

难道残酷的现实面前，真的没有一丝光亮了吗？阿伦特说过：“人们在这些黑暗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的温暖中，寻求光明与启明的替代品。”阿伦特所说的“私密的温暖”，其实无时不刻地存在着。

据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一个老教授回忆说，当年他被打成反动分子，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威望尽失颜面扫地。当所有的人见了他，都避之唯恐不及的时候，一次在学院门口，一个看门的教工，给了他一个平静的微笑。

也许这种微笑过去曾经有过，只不过他没有注意到而已。但危难之时，就是那样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微笑，使他在绝望无助的日子里，有了支撑的力量，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自杀之前的顾圣婴，也被这“私密的温暖”的热度滚过。当年和顾圣婴交情甚笃的殷承宗回忆说，1967 年初，顾圣婴返回上海前一日，俩人在殷承宗的住处，促膝长谈整整一天。谈到创作，谈到《南方来信》等当时流行的一些文学作品和音乐创作的关系。

“记得那天特别冷，零下 20 度，我们在厨房里开煤气取暖，但我们谈得很热烈，并且充满信心。她离去时，我把全套下乡用的棉衣棉裤，都让她穿戴走了。”

殷承宗不但不怕担嫌疑惹祸上身，除了物质上的温暖，还给了顾圣婴以精神上的砥砺。很快，殷承宗用钢琴创作了“红色经典——《钢琴伴唱红灯记》”，成了文革时期的红人，那是另一个话题。

回到上海以后，如果有更多如此这般“私密的温暖”：一个眼神，一个笑靥，一次握手，一次交谈，说不定会给悬崖边的顾圣婴一个回转的空间。

事实上，历史也见证了私密的温暖的缺失，记录了远害避祸的场面。同样是最后一面，这滋味却更显得酸楚。

顾圣婴自杀前的一天下午，她的一个钢琴老师，远远地和她走了个对面。看到顾圣婴心事重重，步履沉重，缓缓走来，本想上前打个招呼，但因想到自己同样被动的处境，踌躇了好一会儿，终没有上前搭话。

第二天上午，传来顾圣婴弃世的噩耗时，这位老师痛惜无比，后悔莫及。很多年后，只要一提起此事他都悔恨不已。

顾圣婴弟弟顾握奇的一个同学，后来回忆道，“依稀记得动乱初的一个初冬的黄昏，我去亲戚家借债购粮，路过淮海路国泰影院，蓦地与顾迎面碰上。见她头发零乱，脸色惨白。双方不敢多言，寒暄几句即分手。谁知这是我和她生前最后一晤。”

我们无苛责他人的权力，更无意怪罪谁。那样一个危情时刻，谁也没有挽狂澜于即倒的超拔的能力。只是叹息在极端黑暗面前，为什么亮起一点“私密的温暖”如此之艰难，为什么温暖失去了本应有的力量？

04 逝者如斯，此时无声

1967 年的冬天，是非常寒冷的。学院的权威们，一个个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分子”，高个子的钢琴家刘诗昆，在武斗中被打得头破血流，从他人处隐约听到顾圣婴的死讯。

仅有的一些浮光掠影般的交集，尽是些传说：有人说她被剃了阴阳头，还有其他很过分的人格侮辱。这样的事发生在别人那里，也许不一定酿成悲剧，但顾圣婴不行，她是染不得一点纤尘的。

离开愚园路顾家几个街口，便是上海交响乐团。还是那个三层小楼，枝叶婆娑的梧桐，密密匝匝地挡住了历史的视线：无法分辨顾圣婴是在哪个房间里被批斗的。

难以想象，所谓高雅的管弦键盘之声，如何被口号声、叫骂声、打耳光声所替代。笔者上前打听顾圣婴的有关事宜，得到的是茫然的眼神，和事不关己的敷衍。

7 月 2 日是顾圣婴的生日。在这个日子里，除了牵挂者的孤独寻访，还有谁会委托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打听了解顾圣婴的蛛丝马迹？失望的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1979 年，得到平反的顾高地，从顾圣婴的老师李嘉禄教授口中，听说了自己女儿第一次举行独奏音乐会的情景。他用颤抖不止的手，一个劲地抚摸着女儿的骨灰盒，良久，只说了一句：“圣婴，我的好女儿... ...”而当年顾高地被从家里突然抓走的时候，顾圣婴也只说了一句，“我爱祖国... ...更爱爸爸！”

此时无声

顾高地为空空的骨灰盒操办了追悼会，为女儿布置纪念堂，在朋友的介绍下顾高地找到著名的画家俞云阶，求其为女儿作画。

当看着这幅名为《此时无声》的画悬，挂在画展厅堂的中央时，顾高地双泪成行。他希望女儿顾圣婴能一直活下去，不仅在他的心里，还有更多人的心里。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美在高处